从目前来看，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成果，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多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中国和东南亚本土学者的声音依然缺乏。国内学者多热衷于“诠经”和“解读”西方学界的东南亚研究著作，很少听到对西方人类学“东方主义”态度的质疑和批评。另外，由于中国学者对于东南亚各国本土语言掌握有限，而东南亚各国人类学成果的译介工作相对滞后，中国学者深入东南亚各国开展长期田野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打破这种瓶颈，需要彻底改变过去依靠中文古籍、西方文本和逻辑分析的书斋式研究方法，代之以包容田野调查、东南亚文献、中国文献、西方文本、逻辑分析在内的科学民族志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将婚姻作为判断族际交往程度的一个主要变量的话，那么，以往该区域各民族便基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婚姻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赫蒙族的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的是几乎没有的，坡龙街的老人们也只是听说该区域比较远的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极为罕见的案例。问及此事时，村民们说以往赫蒙族老人都是不允许下一代找其他民族的，他们会骂“噶是（是不是）天底下没有（赫蒙族）男人/女人了，你要去找其他的”。坡龙街区域的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是直到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而在90年代后，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常态。到现在，各民族之间已经基本上可以相互自由通婚。
本文讨论了一个老挝中资橡胶农场的本土雇工管理实践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在胶工与农场的互动博弈下，农场宿舍逐渐被赋予老挝传统社会文化意义，转变为村寨共同体。村寨共同体与农场的叠加和互构，促使胶工对村寨的情感认同向农场及其劳动“转移”，为农场获得稳定且可靠的劳动力提供了保障。同时，借助村寨共同体的属性，农场创新性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柔性劳动力监督与管理机制，进一步稳固了劳资关系。该案例表明，本土劳动力将家庭与村寨等传统社会结合方式嵌入到现代劳资关系之中的倾向，能够引发劳资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深入挖掘本土劳动力的社会结合方式，有助于推进中资企业更为良性和稳固地扎根海外。
在这样的生活里，个人的生命究竟追寻着何种意义？我觉得柬埔寨人的这辈子绝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为了“这辈子”而活，此生仅仅是一个中转站，为逝去的祖先们积累和传递功德，让他们有好的转世，而根据自我与他者在三世中互相转化的观念，超度他们实则也是在超度自己。所以，这辈子并不是个人生命的唯一，过去和来世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部分，现世是为这二者而活。
在缅族的传统文化中，婚恋自由、性别平等的观念一直被着重强调，也常被人类学家所称道。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缅族的婚姻遭遇了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婚姻结合越来越困难，适婚男女的独身率越来越高，并且由此引发出许多个人和社会问题。通过在缅甸抱村长期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这一困境与缅族民族主义复兴、佛教转向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移动设备在缅甸乡村社会的普及，基于网恋的新型婚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途径。
在当代泰国，民主实践在本土的公共性逻辑中得以实现，它的特征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阶序；社会正义并不是来源于同质和平等，而是来源于处于各个阶序中的人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适当地给予和接受。作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集中体现，民主实践嵌入本土的公共性逻辑之中，呈现出由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多样化的形式。
不管是资源管理者、社会大众、资源从事者或研究者，均不必过早地用已有的范畴来框定认知。各主体应当在反思非政治生态学有关生态稀缺性与公地悲剧论之片面叙事的基础上，从地方经验出发，建立多方之间的对话平台，共同探讨涵盖草根共识的资源管理框架。这对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而言，至关重要。
本文以来自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移民在新加坡的生活为例，考察了夫与妻、父与幼和子与老这三对基本关系在不同时空环境和外部条件下，如何影响人们的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哪些特殊的家庭形式与居住格局。现代生活中的家庭不再是传统人类学研究中组织化、固定化的单位，而是组织关系受到严重冲击，建立在脆弱而临时的纽带之上，会不断做出调整以应对外部和内部变化的实践客体。
华人离散社群在印度尼西亚长期的移民过程中，通过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等层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并借助对文化知识、表演技能和社会网络的策略性使用，建构起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
从历史与社会情境而言，这尊菲律宾天主教徒称之为凯萨赛圣母，或华人眼中的“妈祖”，实际上是不同族群透过对立诠释而操弄的符号。杂糅的外在仪式表现，反映当地华人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与近代文化认同危机中，藉由神明创生神话及仪式庆典，建构我群的认同，而神明传说的不同文本则反映了当地族群互动的历史隐喻。
作为外来信仰的物质载体，腾云殿不断适应文莱国家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变迁，尊重并遵守文莱国家的宗教政策和习俗。其所包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是腾云殿及其信仰扎根文莱，与文莱社会文化和谐共生的有力依据。腾云殿的在地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落地生根、不断适应并融入文莱地方社会的过程。
东帝汶，作为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在追求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过程中，未能从自身国情出发，反而依赖外来的制度模板。结果是，东帝汶构建了一个形式上民主、但实质上无法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系。其制度不仅未能激发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反而在汲取型经济模式、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和政策失效的困境中停滞不前。对于一个如此依赖外部援助和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不仅限制了其发展潜力，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确定性。
〇封面图为东南亚地区地图。[图源：ditu.ps123.net]
〇编辑 / 排版：半冬生 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