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存款保险条例》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从理论构想走向实践落地，为中国金融体系构建起一道市场化的风险防线。历经十年发展，截至2024年末，这一制度已覆盖3761家投保机构，累计归集资金达3732亿元，成为保护储户权益、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机制之一。在2025年存款保险制度迎来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其发展历程，不仅需要看到数字背后的成效，更要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维度，解读其以稳健审慎为态度、以诚实守信为基石、以以义取利为准则、以守正创新为动力、以依法合规为底线的深层内涵——它既是现代金融治理的制度创新，更是传统金融文化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演进
与实践成效
制度探索：从理论酝酿到立法落地的漫长征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的构想，彼时正值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初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求日益凸显。此后二十余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建跨部门工作小组，先后调研美、日、德等国制度模式，结合中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格局，反复测算基金规模、偿付限额等核心参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为制度出台提供了顶层设计支撑。2015年《存款保险条例》的颁布，最终确立了“全覆盖、差别费率、早期纠正、风险处置”的中国特色模式。
运行成效：从风险防护到体系优化的多维突破。在储户保护层面，50万元的偿付限额始终覆盖99%以上的存款人，这一标准既参考了国际惯例（如美国25万美元、欧盟10万欧元），又充分考虑我国居民储蓄结构。据央行2024年数据，单户存款50万元以下的储户占比达99.6%，确保了制度的普惠性。在风险处置领域，2019年包商银行接管事件成为制度“实战首秀”，存款保险基金通过“收购承接”模式，由蒙商银行承接90%以上的有效资产负债，实现了“储户零损失、风险不扩散”，创下大型银行市场化退出的中国经验。2021年辽宁中小银行改革中，存款保险基金更是通过注资、促成合并等方式，推动6家城商行整合为辽沈银行，化解不良资产超千亿元。
对银行业生态而言，制度打破了政府隐性担保的传统格局。中小银行存款余额从2015年的28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63万亿元，十年增长124%，市场份额提升2.4个百分点，印证了其在增强中小银行信用、完善多层次银行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文化内涵
稳健审慎，风险治理中的文化基因。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最小化”职能模式，深度契合中国金融文化中审慎经营的传统理念。制度通过三重机制实现风险防控：一是风险监测体系，依托人民银行金融稳定评估框架，对投保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12项指标实时监测，2024年累计发出风险预警137次；二是差别费率机制，2016年起实施“打分卡法”，将银行分为6个风险等级，费率区间从0.01%到0.06%，高风险机构年均多缴保费超千万元，以市场化手段倒逼银行审慎经营；三是早期纠正制度，对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机构，采取限制分红、暂停新业务等措施，2023年共对42家机构启动纠正程序，提前化解风险隐患。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思路，与传统金融文化中“汇通天下先修内控”的经营哲学一脉相承。
诚实守信，信用体系里的中华文脉传承。城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宣传片《信义长河》中，有一组意味深长的镜头：汉代张骞手持符节穿越沙漠，西域商队因他的承诺而敢于远行；现代柜员向老人展示“存款保险标识”，老人因制度的承诺而安心存款。这一对比揭示了存款保险制度对“诚实守信”文化的延续——古代“以节为信”的商业伦理，在当代转化为“以制度为信”的金融契约。
对储户而言，制度通过显性保障强化信任：2024年央行调查显示，知晓存款保险的储户占比达82%，较2015年提升57个百分点，这种信任直接体现为储蓄率的稳定（十年间居民储蓄率始终保持在45%以上）。对银行而言，制度构建了失信惩戒机制：某省农信社2022年因隐瞒不良资产被上调费率，次年存款流失12亿元，印证了“诚信者得市场，失信者受惩戒”的文化逻辑。
以义取利，经营准则中的文化坚守。“以义取利”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准则，在存款保险制度中体现为对金融机构盈利性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引导。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差别费率等机制，促使银行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坚守道义底线。对于那些积极服务实体经济、践行社会责任的银行，如大力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乡村振兴的机构，在风险评估中会获得相应的正向激励，费率上给予一定优惠；而那些过度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忽视社会责任的银行，则会面临更高的费率成本。这种引导使得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仅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更注重对社会的贡献。例如，一些中小银行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激励下，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既实现了自身的合理盈利，又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真正做到了“取利有义”。
守正创新，制度演进中的文化动力。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始终遵循“守正创新”的文化逻辑。“守正”体现为对“保护储户利益”核心目标的坚守，无论是包商银行处置中的“全额偿付”，还是疫情期间的“绿色通道”，均以储户权益为出发点；“创新”则体现为对市场化处置工具的探索，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首创“垫付+追偿”模式，先行垫付400亿元存款，再通过司法程序向股东追偿，既保障了储户权益，又守住了“谁失职谁担责”的底线。这种“在传承中创新”的特质，与晋商票号从“密押防伪”到“连锁经营”的创新路径高度契合。
依法合规，制度运行中的文化底线。依法合规是存款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底线保障，也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存款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投保机构的权利与义务、存款保险基金的筹集与使用、风险处置的程序与方式等内容，为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无论是对投保机构的监管、费率的确定，还是对风险机构的处置，都遵循法定程序。例如，在对问题银行的接管过程中，严格依据商业银行法、《存款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合法合规，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树立了金融市场的规则意识，维护了金融秩序的稳定。
当前面临的
挑战与深化改革路径
制度运行中的现实瓶颈。在法律层面，现行《存款保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法律效力低于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在风险处置中常面临“程序冲突”，如对问题银行的接管程序，与企业破产法的清算规定衔接不畅。资金保障方面，3732亿元的基金规模虽看似庞大，但仅相当于2024年商业银行总资产的0.15%，远低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1.3%的水平，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早期纠正机制的“软约束”问题也较为突出，2023年对12家拒不整改的高风险机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仅能“建议监管部门介入”，缺乏直接处置权。
深化改革的具体路径。针对上述挑战，需从三方面推进制度完善：一是加快《存款保险法》立法，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风险处置主体”地位，赋予其资产冻结、股东权利限制等强制措施，解决法律位阶不足的问题；二是构建“基金+融资”的双层资金池，在现有基金基础上，建立应急借款机制，允许向央行申请流动性支持，同时拓展基金投资范围（如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三是优化差别费率体系，引入“行业分类系数”，对涉农、小微贷款占比高的银行给予费率优惠，平衡“风险定价”与“服务实体”的双重目标。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十年实践，既是一部金融治理的进化史，也是一部金融文化的传承史。从张骞“持节不失”的信义精神，到现代金融“制度立信”的治理逻辑，其内核始终是对“安全”与“信任”的追求。站在十周年的节点上，唯有继续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根基，在稳健中求进、在创新中守正，坚守诚实守信、以义取利、依法合规的准则，才能让这张金融安全网更牢固、更温暖，真正成为守护亿万储户“钱袋子”的坚实屏障。
（王怡颖为经济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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